清代大臣上朝，一等公、大學士、軍機大臣、領侍衛內大臣以及各部院堂官如何排班，誰應該站在首位？這是一個比較冷門的知識點，在清代宮廷影視劇中我們是難以發現的，就是在文獻史料中也很少有記載。
近來御史在翻閱《清稗類鈔·爵秩類》的時候，發現了相關的描述。借著這個機會，御史就與諸位好好聊聊清代大臣班次的話題。
清代的皇帝素以勤政聞名，每天都有固定的起床時間，基本上天不亮就要視朝。不過需要注意的是，視朝與上朝還是有所區別的。
明代時，按照制度規定，皇帝是必須每天都要上朝的，朱元璋、朱棣兩位皇帝，也都十分勤政，基本上能做到每天上朝。自宣宗以后，皇帝已經做不到每天上朝，到了嘉靖以后，皇帝不臨朝已經成為常態。
上朝是一個很嚴謹的事情，平常的日子皇帝是在乾清宮臨朝，重大的節日則在太和殿。
清代皇帝勤政不假，但制度層面并沒有規定皇帝每天要在乾清宮視朝。從康熙皇帝開始舉行了御門聽政制度，一年365天幾乎是雷打不動。但御門聽政相對比較隨意，隆重程度不及乾清宮。
雍正時期，皇帝移居養心殿，此后皇帝每天早上都會按時召見軍機大臣以及各部院堂官。所以從雍正以后，上朝制度演變為范圍較小的召見。
在京的中下級官員，非重大節日慶典例不早朝。
關于清代得到朝會制度，御史只是簡單做個介紹，講得不夠細致，難免有遺漏的地方，但基本上就是調子。
正式的朝會當然還是免不了的，那麼在正式的場合下，各級大臣又是如何站班的呢？
理論上來講，在官本位的專制時代，爵位和品級是決定大臣站班的主要依據，明代時大臣上朝，首先衡量的是爵位，國公的位置肯定排在前面，然后才是品官。
清代的情況就比較復雜了，因為宗室王公不像明代那樣都分封在外地，這些王公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在朝擔任要職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宗室王公的地位顯然是最高的。
那麼排在第一位的選手似乎已經出爐了，即親王、郡王。不過諸王是否要上朝還要根據情況而定，因為自乾隆以后就出台了政策，宗室王公不得在朝中擔任要職，既不入軍機處，不分管部務。
而且親王、郡王的數量很多，除了皇帝登基、大婚、萬壽等最重要的慶典之外，常朝時規定諸王如果沒有兼任差事，就無須上朝。
所以，從乾隆朝開始一直到道光朝，排在第一位的不一定就是諸王。
異姓的公侯伯等高級爵位按例排在第二位，但也要分情況，如果公爵僅是拿俸祿而不當差的（此類基本上都是承襲公爵），也不必上朝；如果是身兼大學士、軍機大臣的公爵，按例排在諸王之后，即第二位。
公爵之下，才是品官排班。康熙時期對品官的位次就出台了相關的制度，正常情況下，領侍衛內大臣排第一，其次是內閣大學士，再次是六部尚書。
軍機大臣不是品官，只不過擔任軍機大臣者其原職一般都是大學士或六部尚書。
按定例，兼任軍機大臣之大學士排班較普通大學士前，兼任軍機大臣之尚書較普通尚書前。
雍正九年，倒是出現了一個特例。當時傅爾丹很受雍正的器重，是重點培養的旗人人才。他當時的爵位是三等公，職務是領侍衛內大臣兼吏部尚書。
按照慣例，傅爾丹的班次應該排在大學士、軍機大臣、吏部尚書張廷玉之前。傅爾丹這個人比較謙遜，以資歷威望來說，他深知遠不如張廷玉。
在一次朝會中，傅爾丹不敢排在張廷玉之前，而張廷玉深知朝廷體制，也是推辭不就。最后還是雍正下了旨，命張廷玉居前。
從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出，大臣朝會排班雖然有定制，但是個別的大臣由于資歷威望以及皇帝寵信程度的不同，其站班往往也會發生改變。
大學士以下各部尚書的班次就更頭痛了，因為清代的各部尚書都是滿漢皆設，除了民族成分不同之外，各部尚書中還有部分是大學士、軍機大臣兼任的。
普通的尚書，按照滿在前、漢在后的基本原則，同時朝會站班中，也嚴格按照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的順序。
以大學士管部者，雖是漢臣但也列在滿尚書之前；如果滿漢尚書都是大學士管部，那麼滿大學士在前，漢大學士在后。
再往下的都察院、各部侍郎、以及其他部院堂官就很簡單了，按照滿在前漢在后的原則排班即可。在京的武職官員，以八旗居多，不像文官那麼復雜，站班以品級高低而定。
皇帝如果在乾清宮舉行一般性的朝會，那麼品級達到幾品才有資格參與呢？關于這方面的規定文獻中沒有記載。
不過到過故宮的讀者應該是知道的，乾清宮正殿的面積十分有限，在京的文武官員不可能全部到場。御史大致推測，文官最少是在四品以上，武官則三品以上。至于人數眾多的郎中、員外郎，應該是沒有資格參與一般朝會的。
